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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子《詩歌本無用》閱讀散記

                                              文/向陽

     詩人的稱謂，如今已不再是令人仰慕的桂冠。我不知道起子是否被有關組織授予詩人的稱號，也不知道起子是否自封爲詩人。但我知道，起子是寫詩的。寫詩的起子，卻寫了一首題爲《詩歌本無用》的詩。詩歌真的是無用的嗎？按照通常的說法，中國自古以來是一個詩歌的國度，在過往的年代也的確是産生了無以數計傳誦不衰的詩歌作品。而如今，不可否定的事實是，詩歌已越來越邊緣化，淪入了倍受大衆冷落的境地。盡管如此，我仍然不想探討詩歌是否有存在的價值和意義，詩歌自身的不滅，已使這樣的討論沒有了必要。曾經我極力鼓吹過詩歌擔負的對人類意識形態引導和糾偏的作用，事實上，在我內心對詩歌的作用究竟有多大並不抱樂觀的態度，一首詩歌，並不能使我們身處的現實世界按詩人的願望發生改變，在很大程度上，詩歌只是詩人個體主觀情緒的一種渲泄，如果說它對社會有所教化，也只不過是一種軟弱無力的附庸功能，或許甚至只是詩人在精神上的一種虛妄期許。我這樣說並不是表明我贊同起子“詩歌本無用”的說法，很顯然，起子也並不是真的在說“詩歌無用”。起子慣于用反諷的筆法揭示重大題材和深刻的問題，他的詩歌往往以輕敘述和冷抒情的面目出現，充滿揶揄和嘲諷的意味。對起子詩歌風格特點的認識，有助于我們的閱讀更能夠接近其詩歌的本質。這就是我開篇就拉拉雜雜說一些看似與《詩歌本無用》的主題相偏離的話的真實意圖。

    《詩歌本無用》爲我們呈現的是中國教育模式下的一幕哀景。中國傳統“填鴨式”的教育，造就了大批“知識型”人才，也扼殺了許多創造性的思維。“書呆子”、“死讀書”、“讀死書”這些貶抑之詞，早已不是什麽新鮮貨色。中國教育模式的改良，並不只是教育體制改革那麽簡單。其流毒早入深浸國人的思維，使人們的教育理念普遍發生了病變。這並不是危言聳聽。在起子的這首詩中，那個背誦不出“床前明月光”的3歲女孩，因此而要接受母親對她的懲罰，難道能否背誦出“床前明月光”的詩句，就是我們的孩子能否成才以及得到獎或懲的標准？我們誰能夠坦言，自己的家庭中不是在用這樣的方式教育著自己的孩子？因此，中國教育模式，我更願意稱之爲中國式教育，這樣定義似乎應該更爲貼切和全面，這就是《詩歌本無用》帶給我們的啓迪。因爲背誦不出詩句而被自己的母親拍爲屍體的孩子，無疑是一個悲劇，但母親是“失手”而不是有意拍死孩子的，因此殺害孩子的不是她的母親，罪魁禍首應該是中國式教育的理念，是這種病變的理念假借了孩子母親的手。不能忽視的是，那些在這樣的教育環境中有幸還在成長著的孩子，同樣是在延續一幕幕悲劇，他們同樣是正在遭受戕殺的受害者。中國式教育導演的悲劇在繼續上演，而最終爲其埋單的，將是我們的國家和民族。

    孩子因爲背誦不出詩句而被自己的母親拍死，應該是一個新聞事件，但起子是在寫詩，不是在進行新聞報道。表面看來，這一事件在詩中是被援引爲論證“不是每個人都懂得詩歌無用這一道理”的事例，如果你相信了起子所說的，那你就大錯特錯了。將母親拍死孩子的根源歸咎于不懂得詩歌無用，其實是起子有意的“誤說”，這種“誤說”正是起子的書寫策略，它將起子的詩歌與新聞報道有效地區分開來，完成了對作者意圖的詩化處理與藝術表達，從而産生了出奇的審美意味，這就是起子的高明之處。前面已經說過，揶揄與嘲諷的筆調，是起子的詩歌整體傾向性特征，這首詩歌也不例外。《詩歌本無用》以反諷的手法，對中國式教育進行了憤怒地控訴和痛斥，足以讓每一個爲人父母者警醒，從中我們也不難看出，詩歌背後所透露出對中國式教育前景的憂思——即使起子寫作此詩，或許只是爲表達自己的無奈與痛惜之情。

    在起子衆多的詩歌作品中，《詩歌本無用》並不是一首突出的優秀詩作，它所揭示的中國式教育的弊端，也是一個老掉牙的話題。而我之所以選擇這首詩來說道，是因爲對于中國來說，它的確具有現實的普世意義。如果能夠讓所有背誦不出“床前明月光”的孩子的母親放下她們舉起的手，我倒希望詩歌真的是像起子詩歌中提示的那樣毫無作用，並且願意爲讓所有人懂得這一道理而奔走呼號。

附：诗歌本无用

           文/起子

诗歌无用

这个道理

不是每个人都懂的

所以

总有人

想在无用的诗歌中

榨取一丁点作用

本城的一个

三岁女孩

没能背诵出

“床前明月光”

这无用的五个字

被她母亲

失手拍成了

一具

更加无用的尸体

                                       ——从起子的诗集《柔软的舌头》中看到的

                                                沈浩波

新的春天

在漫长的阴雨中

来到了

我终于长出爱人的乳房

并和自己做佳节又重阳爱

上面这几句诗摘自诗人起子的《在生活的某个点上》。如果时光倒流入上个世纪的80年代，起子完全可以凭借这一句“我终于长出了爱人的乳房，并和自己做佳节又重阳爱”而一举成名，那个时代，诗人的成名何其轻易，并且可以更轻易的让自己消费一生，这样的轻易当然会导致那些曾经闪露过才华的诗人从此葬送了写作的前景。太“轻易”了，使人轻浮。但现在呢，对于一个年轻诗人来说，成名变得更加艰难，是否也就能使其写作更多的经受岁月的淬炼，变得成熟、丰富与坚硬呢？我没法给出答案，因为没有几个人有足够的耐心去建立自己的信心。

    但这样的诗句起码证明了一点，起子是一个具备良好语感和超验才华的诗人。对于一个口语诗人而言，好的语感和超验的才华是两大必备的基本天赋。基于此，才可能更快的向前出发，成为一名真正杰出的诗人。

    起子的这本诗集有一个非常好的名字——《柔软的舌头》，我觉得这是局部道出了“口语诗歌”本质的一个书名，口语是离舌头最近的言说方式，因此也是最具“身体性”的，我并不是说“口语写作”就一定具备身体性，也有的口语诗人令“口语”离身体更远，但它却一定是离身体最近的表达，身体是灵魂外在于世界的载体，口语是诗歌通往灵魂的最佳入口。

    几年来，我常常在思考，“诗歌”到底是什么？最近有一个新的认识——诗歌是语言通向灵魂的微妙瞬间，一个瞬间，多个瞬间，或者无数瞬间的组合。也就是说，诗歌的本质也许既不是语言本身，也不是灵魂本身，而在两者之间，诗歌在两者彼此抵达的过程中闪耀。而我的这一认识，正是建立在口语诗歌这么多年来发展到现在的各种成果的基础之上的。

起子是最近几年出现的一名在口语诗歌群体中备受关注的诗歌新人，他的诗歌之所以遭到更多关注，恰恰是因为，口语诗歌这些年发展过程中的很多成果在他的作品中都有所体现，这样一来，就足以让很多口语诗歌的名家新秀读之有认同感和亲切感。

         她开始脱他的衣服

         然后是他的裤子

         直到他只剩一条内裤

         内裤底下

         他已经有了反应

         而她

         看着他内裤的式样

         暗暗赞许他妻子的品味

         这一瞬间

         她开始对另一个女人

         有了一点欣赏

                                     ——起子《理由》

    《理由》（这首诗的标题真的太烂了，一个诗人应该在对待标题时应该更有创造力和责任感，这是写作的一部分）这首诗看似简单，其实细读下，体现出了口语诗歌的好几个特点，尤其是通过简约的叙述，抓住微妙的细节，发现生活中微妙的诗意。这种通过叙述、细节、再到临门一脚式的发现，是一种口语诗歌教科书式的写法，而很多诗人，甚至是优秀的诗人，在使用这种经典模式式时往往很难把握好，越经典的模式把握起来其实越难，不是叙述的过程过于啰嗦，不够简约；就是太直来直去，变成一种直筒裤式的方法莫道不消魂论写作，失去了写作过程中的微妙或崎岖感；而最常见的问题还在于“发现”的水平和质量上，很多诗人往往是为了“发现”而“发现”，刻意而拙劣呈现出某种“中心思想”式的写作方法，或者是“发现”的那一点水平和境界都很低。而起子的这首诗，我觉得是在这种教科书式的口语诗写作方式上的一种比较完美的呈现，是充分汲取了口语诗歌发展成果，加上个人天赋和写作控制力后的一种呈现。

       在我的童年里

       母亲为弟弟的一句话

       感到欣慰

     “如果我的老婆

       对老妈不好

       我就打死她！”

       这是一个男孩

       为讨好他爱的女人

       本能的情感表达

       这也是我爱的女人

       她为自己的地位

       对将来的另一个女人身上

       可能发生的暴力

       感到满意

                          ——《写在三八妇女节》

与《理由》一样，《写在三八妇女节》这首诗也是在这种经典的教科书式套路下的写作，同样也是比较完美的完成了一首很好的作品。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在这首诗中，还体现出了另一种口语诗歌发展出来的重要成果，那就是对人性中某些恶的一面的深刻的揭示，在生活的细节中不仅仅停留在“发现”这一层面上，更进一步的又进入了人性的深度。

从上面这两首诗中，我们不难发现，起子确实有非常好的语感，简约而直接的进入叙述的能力，驾轻就熟的控制力，所以他才能够比较完美的驾驭这种教科书式的经典写作方式。所有这些，正是起子目前写作中呈现出来的一种成果，也正是很多诗人欣赏起子的重要原因。这种驾驭能力，一方面固然需要天生的语感力，更一方面，恐怕更需要多年潜心的写作磨炼，才能最终达到的。起子虽然是近几年才开始为人所知，但想必在黑暗中已磨刀多年。        但起子如此驾轻就熟的驾驭力，也给我带来了某种担心。教科书式的写作方式固然经典模式中的一种，但它确实是一种中国口语诗人多年创作中发展出来的一种模式，既然已经成为模式，就会阻碍诗人自身个性和创造力的呈现。对于真正杰出的诗人来说，是一定要超越于所有模式，创造出独属于自己的创造性的个性之美，丰富诗歌的“美学”种类，用自己的语言和灵魂，拓展诗歌的边界。如果从这个至高要求出发的话，那么起子到目前为止，还只能说创造出了一些非常优秀的诗歌，充分证明了自己的诗歌天赋，但还远没有形成自己的诗歌世界。

其实这几年来，我一直对很多年轻的口语诗人的写作有所疑虑，一种疑虑是往往不能真正驾驭这种口语诗歌的经典模式，因为这种模式，要不写出来的诗就立刻具备经典性，要不就沦为残次品；另一种疑虑则是，对于很多或是特别聪明，或是愿意下苦功的诗人来说，一旦掌握了某种口语诗歌的模式，又会为这种模式所桎梏，从而使诗人更应该具备的独立个性、情感、创造力等受到限制，形成某种千人一面的套路式写作，并因为这种套路式写作，又反过来限制了每个诗人自身独立的诗学探索，又进而限制了口语诗歌本来能够进一步抵达的深度和宽度。

在目前的口语诗歌写作中，只有走在最前沿的少数诗人在不断拓展着口语诗歌的情感深度、人性深度、个性深度已经其中的覆盖宽度，视野宽度。而大部分诗人，不是纠结于“诗到语言为止”的粗浅层面，就是为了抵达“灵魂”而胡乱嚎哭，要不就是抹杀个性和情感的套路式写作，其中当然已经不乏很好的诗人——事实上，只要在任何一个方面做得很好，就已经很出色了——但却会使这些诗人不具备足够的重要性。

非常可喜的是，在起子近来的一些写作中，我注意到了他在口语诗歌的深度和宽度上，已经更多的层面上，开始了很多新的有价值的尝试。           

        黑色素

        沉淀到一定程度

        上帝就来了

        在深夜

        乘着他们熟睡

        用一支小笔轻轻一点

        然后很满意地看着

        自己的作品

        嗯，这是长痣的美人

        嗯，这是长痣的伟人

        嗯，这些都是长痣的凡人

                               ——《痣》

        昨天

        像一个卑鄙的乞丐

        紧紧尾随

        明天

        像一个风骚的青楼女子

        搔首弄姿

        今天从窑子逛出

        随手扔给了乞丐十块、二十

        呵，挥霍

        伤感极了

                                ——《今天的无赖》

在《痣》这首诗中，我欣赏的是那种轻松与智性背后呈现出来的“无意义”的状态，这摆脱了很多口语诗人一定要费劲巴拉的把诗歌导入某种明确的“意义”上的那种思维惯性，从而获得了某种微妙感，而这种“无意义”中又是通过很具体的叙述推进呈现出来的，并且其中有某种会心而又没必要（是没必要，而不是“不可”）名状的意义，这又使得这首诗没有沦入刻意的“废话诗”很多时候停滞在的那个状态，这样的作品，我觉得是拓展口语诗宽度的作品。而《今天的无赖》，前面三节都不过是正常的铺排，但结尾两行，如同异军突起，用一种极俏皮的感性而非刻板的理性总结方式，完成得率性而潇洒，这种非常态的，异军突起的，小性子式的写作，其实是创造力和诗人天生的感性对于模式的一个小战胜。

起子具备了驾驭口语诗歌的语感和控制力，有很强的经典能力，同时又能开始向更广阔、更深入更冒险的方向掘进，我因此对其写作格外欣赏，并看好他的前景。

          严力,1954年出生于北京。1973年开始诗歌创作，参与过著名诗歌民刊《今天》的活动，是“朦胧诗老将”（诗人李少君）之一。他的代表作《还给我》写于1986年，2005年收入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二十世纪中国诗歌精选》中（我编的《网络诗选》[17]里有这首广为传诵的好诗）。
         写诗已有30 多年历史的严力，作为“50后”，至今仍活跃在诗坛，不时有佳作发表，“老树着花无丑枝”，实在令人感佩。诗人自己曾经不无感叹地写道：“拿起文学理想的电话筒/整个世界为金钱而占线”，“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随便扔一块砖头就能砸到一个诗人/如今随便扔一块砖头/就能砸到另一块砖头”（《多味诗句口香糖》），在纯文学日渐式微、只能“哀伤地目击它年华老去”（朱大可）的时代，严力的坚守是弥足珍贵的。
        在最新一期的《诗歌月刊》（2010年第1期）上，严力发表了新作11首。诗人、“先锋时刻”栏目主持人韩少君说：“严力以他独特的批判意识确立了自己诗歌的现代精神。他的诗歌简约如刃，直抵内核。”这个言简意赅的评价是中肯的。我想说的是，他的写作态度极为严谨。谁说新诗写起来很容易，可以随随便便地写，不需要反复推敲、锤炼，那他就大错特错了。在严力的新作中，有一首诗，网络版是这样的：

   《遗忘》

随着时间的流逝

文瑞脑消金兽革作为背景的

诉苦大会变成了小会

小会变成了几个人的聊天

聊天变成了孤独的回忆

回忆变成了沉默的句子

最后变成了一行数字

1966—1976

老李的孙女说 等于负10

而发在《诗歌月刊》（2010年第1期）上，修改成了这样：

   《负10》

以文瑞脑消金兽革为主题的

诉苦大会变成了小会

小会变成了几个人聊天

聊天变成了沉默的回忆

回忆变成了寂寞的文字

文字变成了一行数字

1966-1976

老李的孙女说等于负10

        题目改了，删去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一句，“背景”改为“主题”，“孤独”改为“沉默”，“沉默的句子”改为“寂寞的文字”。这些改动使主旨更凸显、深化，也更简约有力。那一场巨大的历史灾难已经过去，但是至今仍然有不少人不愿或不敢正视它。作者曾经写道：“文瑞脑消金兽革之后/有不少张嘴至今还没刷过牙”，这难道不值得我们警惕和深思吗？严力的这一首短诗，可以说是一声令人震撼的警世钟，“堪称经典”（李少君）。

        严力的《郁闷》，也是一首具有批判意识和现实感很强的好诗：“从国内打往香港的电话/依然叫国际长途/从国内飞往香港的航班/依然叫国际航班/语文老师早就说过/国际线就是国与国的界线/国际航班就是跨越别的国家/所以/主权的回归已很多年了/可语文还没有回归/自己的家园//我为语文所受到的侮辱/而郁闷”

        唉，当代中国，语文所受到的侮辱，又何止这一件；而严力感受到的为之“郁闷”的侮辱，又何限于语文！